在創新這場劇場中，往往是局外人奪走鎂光燈的焦點。以卡塔琳 卡里科（Katalin Karikó）為例，這位匈牙利科學家曾多年遭人冷嘲熱諷，只因她堅信信使核糖核酸（mRNA）的潛力。然而，她的研究最終成為新冠疫苗快速研發的關鍵基石，並與合作者德魯 魏斯曼（Drew Weissman）一同榮獲2023年諾貝爾醫學獎。
成功的顛覆者，常從邊緣起步。他們或因理念異於常規，或因選擇旁人視為徒勞無功的路徑而不被看好。然而，局外人的身分，反倒賦予他們一種難得的優勢：不受主流規範與期待的束縛，他們更能跳脫框架、連結異質思維、洞察被忽略的可能，並提出顛覆甚至改寫現狀的全新觀點。社會學家將此稱為「聚焦式的天真」（focused naivete）—— 一種對根深蒂固假設的「有建設性的無知」，使得局外人得以挑戰那些被專家視為微不足道或無解的問題。
然而，這份自由，往往伴隨代價。正是那份促使局外人激盪創新的距離感，也可能成為他們爭取資源與認可的絆腳石，使理念難以化為具體成果、推向世界。缺乏傳統學歷、既有人脈與專家背書，局外人的旅程多半崎嶇難行。卡里科通往諾貝爾的道路便是一例：她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遭到降職，甚至被驅離實驗室，並屢次被勸阻不要再鑽研mRNA。直至2013年，她才加入BioNTech擔任資深副總裁，此時距離她被撤除教職已近二十年，而該職位也從未重新授予她。
卡里科的經歷道出了更廣泛的矛盾現象。Y Combinator創辦人保羅葛拉漢（Paul Graham）一針見血地指出：「偉大的新事物往往誕生於邊緣，但發現它們的人卻普遍不被看重，甚至連他們自己也不例外。」這種張力凸顯了局外人創新的雙重特質：既能突破窠臼，亦需承受源自體制內的不信任與質疑。
那麼，成功的局外人如何穿越這樣的矛盾處境？更重要的是，組織又該如何保持對外來觀點的開放態度？真正的挑戰，並非僅在於識別出原創型思維者，更在於如何賦權於他們——擴大其聲量、支持其實踐，並打造能讓非典型理念落地生根的土壤。
我們已投注十餘年時間深入探討這些問題，透過各類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，描繪出眾多局外人非凡的創新歷程，並藉此提供個人、團隊與組織拓展創造潛能的重要啟示。
外觀世界，內行創新
數年前，我們繪製了一張涵蓋約一萬兩千位好萊塢藝術家的合作網絡圖，試圖探究創意上的成功 —— 亦即獲得表彰電影卓越之獎項的可能性 —— 究竟是集中於網絡核心，還是分布在整個產業的邊緣？我們發現，最具創意成就者既非處於極端邊緣，也非盤踞核心之地。從統計上看，創意表現最卓越的個體，多半位於中心與邊緣交會之地 —— 這些同時跨足主流與非主流的「臨界地帶」之人。
這一現象同樣出現在群體動態中。我們進一步分析資料後發現，若電影製作團隊能結合來自網絡核心與邊緣的成員，其表現穩定優於只偏重其中一方的團隊。這種「混合式社會環境」成為創意孕育的沃土，因為它結合了成功的兩大要素：一是新鮮多元的創意火花，二是具影響力的支持者，能協助推動局外人的願景落地。
不妨以攀岩者的身影作為比喻：一手緊握熟悉的岩塊，穩定身形；一手大膽探向未知的凹槽。在其他情境中，這或許意味著跨出慣有社交圈的邊界，若平日書架上盡是科學著作，何不讀點詩集？若耳機裡總是熟悉旋律，不妨嘗試陌生曲風？若旅程總朝北方，不妨踏上南方之途。紮根於熟悉，能賦予正當性；探索未知，則帶來嶄新啟示。正是這種「穩中帶變」的張力，點燃了創意的火花。
企業若欲激發這種創意的邊界探險，有諸多可行之道。Pixar便是一例，它積極鼓勵動畫師參與專業協會、出席學術會議，並投身於工作室以外的藝術計畫。Pixar前動畫師暨美術設計師盧 羅曼諾（Lou Romano）曾說，這「或許是維持創意與生產力的最關鍵因素」。而在創新設計思維方面居於領導地位的IDEO，亦秉持類似理念：該公司鼓勵員工跳脫本身專業領域參與創意專案，因為他們相信，局外觀點能豐富整體創作過程…